台湾政治往往会随着选举的展开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随着年底选举的临近，台湾的政治表演秀再次鸣锣开场。其中比较典型者，是三立电视台政论节目“大话新闻”主持人郑弘仪的“粗口事件”。11月6日晚，郑弘仪在台中市长候选人苏嘉全晚会上飙出“三字经”辱骂马英九。郑此举本意是动员深绿支持者，但因为违背社会观感，遭到了社会民众的口诛笔伐，反而非常被动。不过，事后民进党并没有对郑的失格问题进行检讨，却顾左右而言它，加码攻击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几近为郑弘仪开脱。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台湾的选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和政治道德脱钩，或者说台湾的政治价值系统正在重构。特别是在民进党这里，政治道德已经不是争取选票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如果从更深的理论层次去分析，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台湾政治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选举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特定政治结构发展变化的结果。台湾的选举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县市自治制度推行以来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演进历程。在台湾选举文化形成过程中，台湾社会的政治结构变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20世纪中期台湾选举的主要焦点是地方势力自主性加强与国民党当局加强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借助自己掌握的庞大政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选举，非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则不断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进行反抗。以悲情意识和“族群区隔”进行动员成为影响台湾选举文化基本样态的最核心要素。

　　悲情意识和“族群区隔”动员内蕴地隐含了下面的逻辑：（1）政策论述、特别是经济政策论述在选举中的并不一定重要。从学理上说，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本来就不是线性相关的关系。在悲情动员和“族群区隔”的软性压制下，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诉求的动员力相对来说显得低了许多。（2）在选举动员中，普适性的、一直为大众认可的价值系统不断遭到解构。悲情动员和“族群动员”无形中会减弱政治道德和普适性政治价值系统的正当性，特别是当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是后者为前者让路。如我们所看到的，陈水扁家族及民进党高层弊案出现后，深绿的民众最终还是痛苦的挣扎后放弃了对道德诉求的坚持，选择了支持陈水扁。

　　长期悲情动员和“族群动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选举的持续不断强化影响了台湾选举文化的基本样态。典型的表现就是政治发展日益显现出民粹化的倾向，具体表征就是选举中的政治动员逐渐向极端化方向滑动。在这种选举文化下，选举活动经常偏离正常民主关怀和社会价值系统的常态，有时甚至表现为激烈的社会对抗，在政党的主流论述上也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非宽容性。

　　当然，这种选举文化在不同的民众群体中存在以及发挥作用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在过去的选举中，相对来说泛绿的候选人比较激进，采用激进手段进行政治动员的比例也显然比泛蓝候选人高得多。类似郑弘仪“爆粗口”事件不过是一个个案，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里泛绿政治人物和民众“爆粗口”的事例还有很多，如陈致中为了拉抬选情出言不逊，谢长廷也有“爆粗口”的行为。这里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政治人物和普通民众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相对理性的，而后者在很多时候是情绪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有从众的倾向。从形式上说，“爆粗口”事件如果在一般民众那里可以认为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但是在政治人物（姑且认为郑弘仪也是政治人物）来说，这些非理性行为的选择是经过理性思考的。

　　选举文化对于政治人物的约束可以是软性的。这是因为政治文化是不成文的，是属于制度体系中的软性制度部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选举文化是选举行为及模式长期积淀的结果，既在下意识里会约束政治人物的意识，也会对民众的政治认知及政治选择产生强大的约束功能。因为后者的存在，政治人物会刻意利用民众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以及政治习惯塑造自己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对政治人物和政党的约束又是刚性的，而且这种刚性约束有巨大的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

　　“爆粗口”是政治人物深思熟虑和收益成本比较的结果。易言之，泛绿政治人物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泛绿民众的支持和喝彩的。就郑弘仪的行为动机而言，“爆粗口”的目的正是在于借此拉抬苏嘉全的选情。郑是一个公众人物，从常理上来说，这种自损形象的做法对他会有相当伤害。但是郑仍然选择这样做，根源在于他的主要收视群体是泛绿群体，这种激烈的做法可以迎合泛绿收视群体的口味，反而可以提高他在这批民众中的“声望”。陈致中和谢长廷的“爆粗口”行为也出于类似的考虑。对陈致中来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选情显然不容乐观，通过激烈的方式争取挺扁势力的选票成为自然的选择。对谢长廷而言，由于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下降，现在泛绿阵营里面的位置比较尴尬，通过激烈的方式争取泛绿基本盘的支持，对谢的复出极有可能会产生正面效果。

　　有需求自然会有供应。在泛绿民众的支持下，泛绿政治人物的“粗口”行为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未来只要合适的条件出现，泛绿政治人物中仍会出现“粗口”现象。